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刑法的理论联系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ｄｒ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

黑龙江省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Ｎｏ􀆰１　２０２０(ＳｕｍＮｏ􀆰１４２)

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刑法的理论联系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ꎬ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刑法的理论联系主要体现在法的本质、犯罪本质、刑法原则、发展方向四个层面ꎮ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ꎬ它明确了资产阶级国家法的本质是阶级意志性、国家意志性、物质制约性ꎬ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发展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础ꎮ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刑法重要内容的犯罪受到社会现实与物质基础的双重制约ꎮ马克思主义在对资产阶级刑法原则批判驳斥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刑法原则ꎬ并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刑法的前进方向作出了重要指引ꎮ

关键词:法的本质ꎻ犯罪本质ꎻ刑法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ＤＦＯ－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９６６(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９－０４

郑淑珺

一、马克思主义明确了法的本质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对国家与法律的问题进行专门论述ꎬ但却为理解国家与法律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ꎮ«资本论»主要是马克思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类特征和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提炼ꎬ并从理论上对其成因进行解释ꎮ在«资本论»中ꎬ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并不完全代表公平正义ꎬ它是资产阶级为了方便统治的创造成果ꎬ是帮助统治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１]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法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ꎬ而是统治者的”[２]ꎮ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阶级的统治工具ꎬ所以法律必须为满足统治阶级愿望而存在ꎬ必须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ꎬ因此其具有阶级意志性ꎮ法律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ꎬ它的强制性来自于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保障手段ꎬ因此法律必须符合国家意志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ꎮ从古至今ꎬ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随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制度的变革ꎬ法律也在不断发展ꎬ法律治理的范围也在变化ꎬ可以说法律的边界是由物质的客观存在决定的ꎬ也就是说法律具有物质制约性ꎮ阶级意志性、国家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性国家法律本质的理解ꎮ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存在剥削阶级ꎬ如果仅仅机械地以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对我国法律进行解释必然会出现矛盾ꎮ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ꎬ以此来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法的本质ꎮ时期ꎬ列宁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剥削阶级ꎬ在社会主义社会掌握政权的阶级是工人阶级ꎮ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权ꎬ法律必须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ꎬ满足工人阶级的愿望ꎮ因此ꎬ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具有的就不是单纯的阶级意志性而是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意志性ꎮ时期ꎬ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当时中国国内的实际ꎬ开展了我国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社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２３

作者简介:郑淑珺(１９９１－)ꎬ女ꎬ江苏镇江人ꎬ２０１８级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ꎮ

􀅰３９􀅰

系列关于资本主义法律的经典论述可以发现ꎬ法律在资本主义国家等具有阶级存在的国家中ꎬ其本质是统治

主义改造ꎮ思想主要从人民民主专政入手ꎬ提出法律应该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ꎬ代表人民的利益ꎬ对敌人专政ꎬ对人民民主ꎬ即法律具有人志性ꎮ在吸收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学说的基础上ꎬ从人民民主专政的角度阐释ꎬ法的本质在于维护民主ꎬ维护群众治理ꎬ具有阶级工具性ꎮ虽然思想在后期过于强调法的工具性ꎬ过于看重人民民主专政ꎬ专注于斗争而放缓了发展进程导致我国走了一段时间的歪路ꎬ但思想对于其后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乃至我国现今的所有中国化改造都具有重要意义ꎮ可以说我国的法律本质虽然随时代的进步而逐步改变ꎬ但其中国化的源头在于思想ꎬ其最初的理论渊源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ꎮ

二、马克思主义明确了犯罪的本质

(一)犯罪是对社会关系的破坏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ꎬ犯罪是刑法的重要内容ꎮ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指出了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ꎬ和法一样ꎬ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ꎮ相反的ꎬ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ꎮ”[３]这本书不仅明确了犯罪的本质属性ꎬ也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开始ꎮ根据马克思的观念ꎬ犯罪是一种反抗行为ꎬ它反抗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关系ꎮ这里的统治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代表的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所认可和关注的社会关系以及为了维持其统治所规定的法律秩序ꎮ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统治阶级但却有执掌政权的阶级ꎬ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ꎬ犯罪所反抗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谐稳定所确立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ꎮ这里的孤立的个人也体现出ꎬ犯罪行为人的犯罪意志是孤立的ꎬ是个人的ꎮ犯罪行为是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行为ꎬ它与代表着人志的法的本质是相违背的ꎬ因此它天然就会破坏国家所重视的社会关系ꎮ

(二)犯罪具有物质制约性

在我国的刑法中对于反抗不同社会关系所触犯的不同罪行都有分别规定ꎮ在１９７９年刑法中ꎬ犯罪行为分为八个章节ꎬ这其中又表现出对四个方面社会关系的维护ꎮ第一章反罪ꎬ反映了当时我国建国初期对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关系的重视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ꎻ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以及第八章渎职罪体现了当时我国对社会安全、公共秩序的法律保障ꎻ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第五章侵犯财产罪ꎬ表明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对经济基础的特别保护ꎻ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ꎬ体现了我国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的重视和保护ꎮ在１９９７年的刑法中ꎬ受到我国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ꎮ取消反罪ꎬ增设危害罪、危害国防安全罪表明我国对关注的重点已经由内部斗争转向为对整体国家主权的保护ꎬ中国正在走向世界ꎬ与世界接轨ꎮ１９９７年刑法还取消了妨害婚姻、家庭罪专章ꎬ取消重婚罪ꎬ将该章其他罪名分化入其他章节ꎬ表现了我国家庭伦理观念正在随着逐渐复杂化的社会现实而改变ꎮ这并不代表我国已经不再强调家庭伦理ꎬ而是代表我国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进行了具有时代特性的理论改进ꎮ以重婚为例ꎬ现代社会不再要求坚持机械化的从一而终ꎬ而强调在满足生活条件下的忠贞观念ꎬ因此在由于各类事故、灾难而导致一方下落不明时ꎬ女方由于生活困难而与他人结婚不视为重婚ꎮ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ꎬ与原本机械、束缚的计划经济相比ꎬ市场经济更加自由、开放ꎬ更注重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ꎮ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对市１９９７年刑法中将原本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更改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ꎮ建国初期ꎬ各因此贪污贿赂犯罪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ꎮ到１９９７年刑法制定时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全面展开ꎬ贪污贿赂犯罪的严重性逐步得到我国人民的重视ꎬ因此刑法专章规定贪污贿赂犯罪ꎬ在近几次的刑法修正案中也对贪污贿赂的相关内容做了更多规定ꎮ１９９７年刑法相较于１９７９年刑法在最后一章增设了军人违反职责罪也是因为在１９７９年刑法时期ꎬ刚刚经过的多年战争使军人在当时拥有崇高的地位ꎬ军人自身的爱国情怀也极度高涨ꎬ中国当时尚处于不稳定时期ꎬ国内国外强敌环伺所以当时的治军问题基本由内部解决ꎮ１９９７年刑法时期ꎬ我国的国内局势平稳、国际地位升高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武力威慑和救灾救援方面ꎬ因此有必􀅰４０􀅰

场放手ꎬ不能过度干涉市场的自身运作ꎬ同时也要对涌现出的新型经济类犯罪进行特别治理ꎮ因此我国在项事务百废待兴ꎬ多年的战争使国内和人民从上到下都具有极高的凝聚力ꎬ全国各地都忙于经济建设ꎬ

要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ꎮ从我国两部刑法典的差异ꎬ可以发现ꎬ犯罪与法律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都会受到物质和时代的约束ꎮ不同时代ꎬ既会产生不同的统治也会产生不同的犯罪ꎬ这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犯罪和现行统治都产生于相同条件”ꎮ

三、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社会主义刑法的基本原则

法所具有的物质制约性ꎬ决定了不同性质社会的刑法基本原则必然会有差异ꎮ封建社会强调君权神授、君主ꎬ资产阶级为了吸引群众力量帮助资本家群体推翻封建统治提出了“天赋”、“社会契约论”ꎬ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刑法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罪刑相当、重视[４]ꎮ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定的基本目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ꎬ帮助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ꎮ所以资产阶级提出的刑法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ꎬ特别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之后这些基本原则被完全ꎮ资产阶级法学家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美化ꎬ更是不断掩饰事实ꎬ鼓吹资本主义刑法原则ꎮ马克思就是在对这些观点进行驳斥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刑法基本原则和理论指导思想ꎬ这也为无产阶级形成社会主义刑法基本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ꎮ目前ꎬ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ꎬ都是在资产阶级刑法原则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改造之后形成的ꎮ

(一)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原则更是世界所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ꎬ其本质在于通过对国家刑罚权的抑制来保障ꎬ防止司法擅断ꎮ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罪刑法定原则的批判并不是完全与绝对的ꎬ它对其中合理的内容与形式都加以继承并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ꎮ马克思与恩格斯肯定了其中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ꎬ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主要精神ꎬ并将其视为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４]ꎮ

根据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我们可以得出ꎬ其对刑事司法的直接要求就是法定化、实定化与明确化ꎮ从字

面上理解ꎬ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所有犯罪与刑罚都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ꎬ这体现了法定化与实定化ꎮ明确化要求则是暗含在罪刑法定精神内部的ꎬ设立罪刑法定的初衷是以刑法条文司法人员的刑事擅断与自由裁量ꎬ抑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ꎬ其必然要求法律条文的内容表述明确、语义清晰具有可适用性ꎮ如果缺乏明确性的保障ꎬ无论制定了多少法律都无法真正实现罪刑法定ꎮ根据这三大基本要求ꎬ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就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点ꎬ禁止类推、禁止适用习惯法、禁止从重的溯及既往、禁止法外刑与绝对不定期刑ꎮ我国真正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在１９９７年ꎬ１９９７年刑法以明确的条文无可争议的确立了这一原则ꎮ在此之前ꎬ我国１９７９年刑法是否确立了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一直广受争议ꎮ多数学者认为我国１９７９年刑法的第７９条实际上允许了类推制度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适用ꎮ但作为法治国标准的罪刑法定原则却与类推之间存在互斥关系ꎬ因此我国的１９７９年刑法并未能明确我国的法治国定位ꎮ

(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最初是由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奴隶社会的等量报复观念衍生的ꎬ直到在１７、１８世纪才正式被资本主义社会以罪行均衡命名ꎮ恩格斯认为ꎬ想要保证现代国家刑法体系的内部和谐ꎬ首先必须保障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平衡关系[５]ꎮ在中国古代ꎬ许多王朝都对罪犯不加区分的施以各类残酷刑罚ꎬ以通过心理威慑ꎬ实现对臣民的绝对控制ꎬ但实施酷刑的君王最终都会被奋起反抗的百姓推翻ꎮ由此可以看出ꎬ不加以区别的酷刑ꎬ必然会使刑罚的惩罚效果丧失ꎬ只能沦为威慑手段ꎬ而过刚易折ꎬ威慑手段过于严苛总有一天会引起巨大的反弹ꎬ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制度的崩坏ꎮ因此ꎬ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综合分析达到罪行均衡才能实现法律ꎬ惩罚犯罪、保障的基本功能[５]ꎮ马克思主义的罪行原则在经过中国化后在最终成为我国刑法第５条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ꎮ

(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却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推崇ꎬ其所谓平等只是在不平等前提下的平等[６]ꎮ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了资本国刑法第４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ꎮ

􀅰４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最早也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广大群众与不同阶级的支持所提出的ꎬ但其本质

主义的法律平等之后提出ꎬ真正的平等不应只体现于表面ꎬ应该是内蕴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的整体平等ꎮ我

四、马克思主义为新时代我国刑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原本就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ꎬ是世界马克思学说中的一大重要分支ꎬ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成果ꎮ在新时期ꎬ**又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论成果ꎬ提出了“**社会治理法治思想”ꎮ这一理论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ꎬ具有实践性、时代性与科学性ꎬ这为我国近年来的刑法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ꎮ

以实践性来说ꎬ我国刑法发展应当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实际治理ꎬ其理论革新应当依附于我国实际的治理经验ꎬ而非对他国经验的生搬硬套ꎬ更不能刻板固守条文原意而忽略社会现实ꎮ由于不同行为人认识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差异ꎬ我国刑法在正当防卫的判断上一直广受争议ꎮ近两年ꎬ赵宇案、昆山反杀案、河北入室反杀案等多起案件的审理都反映了我国正当防卫判断正在从原本的唯结果论逐步转变为更加重视实际案情的判断方式ꎮ在昆山反杀案中ꎬ于海明夺刀后的追砍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一度受到质疑ꎬ但昆山警方在充分考虑案发时的实际情况后认为ꎬ进行正当防卫判断时不应苛求防卫人在危急情况下进行理性判断ꎬ也不能从事后的角度对防卫人行为进行判断ꎬ应当根据案发时的现场具体情况和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进行判断ꎮ这一转变表明ꎬ我国刑事法律解释正在逐步修正刑法条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ꎬ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同时更加体现公平正义ꎮ

以时代性来说ꎬ它要求我国刑法应当呈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要素ꎬ体现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治理多元化和信息现代化等逻辑特点ꎮ针对这一目标ꎬ我国于２０１７年施行网络信息安全法ꎬ关注个人数据安全保护与人工智能领域刑法ꎬ大力发展法律大数据ꎬ使我国刑法充分反映时代特性和技术特点ꎮ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ꎬ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ꎬ各类“智慧”、“智慧检察”层出不穷ꎬ刑事侦查方式与刑事裁判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ꎬ可以说我国刑法无论是从条文表示、司法解释还是实际运用层面都打上了数字时代的烙印ꎮ

总地来说ꎬ“**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律领域的最新成果ꎬ其本身具有科学性ꎬ同时它又对我国刑法的发展提出了实践性与时代性这两方面具体要求ꎬ为我国刑法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指引ꎮ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特色刑法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ꎬ不仅塑造了是我国刑法的理论基础ꎬ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刑法观ꎮ本文主要从法的本质、犯罪本质、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刑法的方向指引四个基本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刑法的理论联系进行论述ꎮ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刑法的影响并不仅止于这些层面ꎬ也不仅止于某一时期ꎮ当今时代ꎬ很多学者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落后ꎬ不再对我国刑法具有理论上的指导能力ꎬ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ꎮ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方ꎬ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通向主义的前进方向而不是一条已经规划好的具体路线ꎬ只要我们还在朝着主义前进ꎬ马克思主义就永远不会过时ꎬ也永远会是中国特色理论改造的基石ꎮ

参考文献:

[１][苏]叶􀅰米􀅰谢米里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国家与法的问题[Ｊ].教学与研究ꎬ１９５６ꎬ(４).[２]马克思ꎬ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Ｍ].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６０:３７７－３７８.[３]马克思ꎬ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Ｍ].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５６:３７９.[４]高格.马克思恩格斯论刑法的基本原则[Ｊ].法制与社会发展ꎬ１９９７ꎬ(６).[５]欧阳盛.析马克思主义刑法价值与基本原则———与贝塔利亚ꎬ孟德斯鸠相关刑法理论比较[Ｊ].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ꎬ２００４ꎬ(６).

[６]李光灿.论法律面前平等[Ｊ].社会科学辑刊ꎬ１９８０ꎬ(４).[责任编辑:范禹宁]

􀅰４２􀅰